年7月，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举办暑期学校，邀请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等高校的学者围绕“明清的疆土管理”这一专题对学员进行授课。经主讲学者审定、授权，澎湃新闻·私家历史刊发此次暑期学校这一系列专题报告。本文整理自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胡恒副教授所做演讲。选择清代州县裁撤与地方社会为主题，起因是胡恒参与《清史·地理志》及清宫档案地理资料整理时，搜集了不少州县裁撤的档案资料，在年时曾以山西四县为中心做过初步探讨，不过山西之外仍有不少类似现象值得继续追踪。此次讲座是对有清一代州县裁撤现象及政区地理研究方法上的新思考。一、历代县级政区演进的稳定性周振鹤先生曾对行政区划的概念做过精深研究，将历代政区层级概括为高层政区、统县政区和基层政区，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同。胡恒发现，清人学术虽以考据为主，但考据之中所蕴含的义理值得留意。在编修一统志和地方志过程中，特别是在对历代纷繁复杂的政区列表时，必然产生对行政区划层级进行概括与归纳的需要。从嘉庆《安康县志》、道光《巢县志》、光绪《重修安徽通志》等大量方志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清人所讲的“统部”“部辖”等词对应“高层政区”，“分辖”“专辖”“府郡”等词对应“统县政区”，“县”“县地”“县令”等词对应“基层政区”。就历代行政区划演变的基本趋势而言，县级政区被公认是最为稳定的一级政区，其幅员、数目、名称变动起伏相对较小。延续至清代，县级政区总体稳定的同时，数量稳步增加。华林甫教授《清朝政区边界复原与清史地理再现——〈清史地图集〉的编绘实践》（《清史研究》年第5期）表1《全国图承载的政区数量》所做统计显示，康熙二十四年全国县级政区个，乾隆六十年增长到个，道光二十年个，光绪二十年个，宣统三年为个。县级政区演变的主流是“新县”，历史政区地理研究重视“新县”生成及动力，谭其骧先生对浙江的研究曾总结出“地域开发：母县理论”的经典模式，以县的生成作为地域开发的“替代指标”，极富解释力。但当这一研究方法被奉为经典之后，一些研究在不注重这一长时段研究的前提下，将其用于解释短时段或孤立的一次政区沿革事件，则在概念移用过程中，难免会出现驯服历史于规律之下或以果为因，建立起一种线性历史发展的简单逻辑。政区变动本身是一个行政运作过程，除了地区开发的因素，又兼受政治、文化、自然诸因素制约，既有理性因素，又含有非理性甚至偶然因素，既受历史发展长时段结构的约束，也受短期行政运作和个人因素的影响。因此，必须考虑到历史发展并不是单线的，应在政区设置背后考虑更为复杂与多元的历史进程。近年来，对于政区设置动力的多因化解释正成为一股潮流，胡恒将其概括为三种路径：引入政治运作的过程、将政区研究置入区域社会的历史进程、重视发掘政区变革背后的地方力量。这固然是对原有过于简化的关键性单因法的一种纠偏，但“多因解释往往预设每一种原因都存在其偶然性”，仍需对其重要性加以区分，特别是对于关键时刻、节点的深入分析，从而使单因与多因解释在政区研究中得到恰当的平衡与综合。谭其骧先生二、清代州县裁撤的概况县级政区有置有废，但前贤对废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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