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恒本邑与新并清代州县裁撤与地方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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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7月,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举办暑期学校,邀请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等高校的学者围绕“明清的疆土管理”这一专题对学员进行授课。经主讲学者审定、授权,澎湃新闻·私家历史刊发此次暑期学校这一系列专题报告。本文整理自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胡恒副教授所做演讲。

选择清代州县裁撤与地方社会为主题,起因是胡恒参与《清史·地理志》及清宫档案地理资料整理时,搜集了不少州县裁撤的档案资料,在年时曾以山西四县为中心做过初步探讨,不过山西之外仍有不少类似现象值得继续追踪。此次讲座是对有清一代州县裁撤现象及 区地理研究方法上的新思考。

一、历代县级 区演进的稳定性

周振鹤先生曾对行 区划的概念做过精深研究,将历代 区层级概括为高层 区、统县 区和基层 区,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同。胡恒发现,清人学术虽以考据为主,但考据之中所蕴含的义理值得留意。在编修一统志和地方志过程中,特别是在对历代纷繁复杂的 区列表时,必然产生对行 区划层级进行概括与归纳的需要。从嘉庆《安康县志》、道光《巢县志》、光绪《重修安徽通志》等大量方志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清人所讲的“统部”“部辖”等词对应“高层 区”,“分辖”“专辖”“府郡”等词对应“统县 区”,“县”“县地”“县令”等词对应“基层 区”。就历代行 区划演变的基本趋势而言,县级 区被公认是最为稳定的一级 区,其幅员、数目、名称变动起伏相对较小。延续至清代,县级 区总体稳定的同时,数量稳步增加。华林甫教授《清朝 区边界复原与清史地理再现——〈清史地图集〉的编绘实践》(《清史研究》年第5期)表1《全国图承载的 区数量》所做统计显示,康熙二十四年全国县级 区个,乾隆六十年增长到个,道光二十年个,光绪二十年个,宣统三年为个。

县级 区演变的主流是“新县”,历史 区地理研究重视“新县”生成及动力,谭其骧先生对浙江的研究曾总结出“地域开发:母县理论”的经典模式,以县的生成作为地域开发的“替代指标”,极富解释力。但当这一研究方法被奉为经典之后,一些研究在不注重这一长时段研究的前提下,将其用于解释短时段或孤立的一次 区沿革事件,则在概念移用过程中,难免会出现驯服历史于规律之下或以果为因,建立起一种线性历史发展的简单逻辑。 区变动本身是一个行 运作过程,除了地区开发的因素,又兼受 治、文化、自然诸因素制约,既有理性因素,又含有非理性甚至偶然因素,既受历史发展长时段结构的约束,也受短期行 运作和个人因素的影响。因此,必须考虑到历史发展并不是单线的,应在 区设置背后考虑更为复杂与多元的历史进程。近年来,对于 区设置动力的多因化解释正成为一股潮流,胡恒将其概括为三种路径:引入 治运作的过程、将 区研究置入区域社会的历史进程、重视发掘 区变革背后的地方力量。这固然是对原有过于简化的关键性单因法的一种纠偏,但“多因解释往往预设每一种原因都存在其偶然性”,仍需对其重要性加以区分,特别是对于关键时刻、节点的深入分析,从而使单因与多因解释在 区研究中得到恰当的平衡与综合。

谭其骧先生二、清代州县裁撤的概况县级 区有置有废,但前贤对废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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